不能把传统文化归结为儒家一家的文化

作者:刘梦溪 来源: 发布时间:2018年04月30日 点击数:

凤凰网《高见》:一说到反思传统文化,大家第一印象就是鲁迅《狂人日记》当中“吃人的礼教”,但是孔孟时代的儒家学说还只是一种“克己复礼”的理想化的社会秩序,儒家思想是如何演进到五四时期所反思的那种“礼教束缚”?

 

刘梦溪:讲儒家学说,要分清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先秦的孔子、孟子所代表的原初的儒家,是作为思想家的儒家,可以传之千古而不磨。汉代出现了董仲舒,把儒学放到百家之学的最前面,成为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从思想史的角度讲,如果说先秦的孔孟儒学是第一期儒学,那么汉代的儒学就是第二期儒学。三期儒学是在宋代,以二程、朱子为代表,成为跟先秦儒学、汉代儒学大不相同的新儒学。新就新在宋代儒学是思想大汇流的产物,它重构的以义理为中心的儒学学说,既吸收了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想,也吸收了道家和道教的思想,形成了一个三教合流的新景观。

儒家思想发生问题,主要是在明朝和清朝,明清把理学奉为最高地位,而这个理学和朱子的本义已有区别,而是变成了束缚人的精神的工具。明清儒学的变异和固化是大可深究的问题。就思想而言,佛道的影响似乎更大,但儒家伦理化入每个家庭,化为社会的生活结构之中,影响就超过佛道了。

可是,要从学术史上来讲,清代学者对儒家学说的反思也值得重视。他们认为宋学讲的东西发挥太多,离孔孟本义反而远了,并不是真孔孟。比如说对克己复礼为仁的解释上,朱熹就加进去了更多的自己的东西,他觉得克己是为了克自己的私欲,其实孔子并没有这个意思。所以阮元、戴东原诸人对宋儒的批评也至有其道理和证据。朱维铮说清代有学术没有思想,可是清代的一些思想家也是很厉害的。比如说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里面,他认为是限制人的很厉害的一个东西,他给朋友的信里提出理可以杀人。须知,清儒的这种反思是有风险的,因为当时理学占据思想的主导地位。

当儒家思想作为社会的大传统,处于不断被检讨的状态;但一旦和民间社会,和文化的小传统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儒家思想就固定化了。可是你又不能不承认,儒家思想终归是传统文化的正脉,儒家奉为经典的六经,其价值万古不磨。

 

凤凰网《高见》:你刚才也说到了,不能一说中国传统文化,就归结到儒家一家身上,这个显然也是不合适的吧?

 

刘梦溪:非常不合适。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儒家一家的天下。在先秦时期,孔子和孟子的思想,不能左右世界,甚至也没有被当时的权力者所认可,所以孔子周游,最后很落魄。而在汉代,到汉武帝时形成儒术独尊的局面,但此前的汉高祖、窦太后、汉文帝、汉景帝,是以黄老思想来治国的,所以出现了文景之治。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写《六家要旨》,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先黄老而后六经,他把黄老之术,把道家思想放到最前面,他认为道家思想缺陷最少,而儒家思想则博而寡要。但又说儒家阐述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是没法不承认的,无论谁也改变不了这个秩序。

老子的思想,治大国若烹小鲜,这个话最简单解释,就是指当政者不要折腾老百姓,因此汉初文景之治,与民休息,获得成功。尽管对老子的活动时间有不同看法,有说早于孔子,有说晚于孔子,但至少是与孔子同时吧。老子的思想,其哲学深度,不在孔子之下。有黄河文化,有长江文化,有孔孟,也有老庄,这才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

 

凤凰网《高见》:儒家思想历史上与其他思想之间有着什么样的互动和交流?为何在独尊儒术之后,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与儒家思想之间并没有多少严重的冲突,儒家思想的优势何在?

 

刘梦溪:汉武帝时期开始尊儒,经学地位大升,今天看到的六经和诸子百家的著作,基本上是在汉代形成的文本。但后来刘向、刘歆父子被授命整理群经典籍,到郑玄出来重新遍注群经,都是不废百家之言。而到东汉的时候,佛教来了,道教起来了,更不能说是儒家的一统天下。至于魏晋南北朝那是中国思想最开放,人才出得最多的时候,文史、人文、艺术、方技,很多著作出现于这个时候,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更不能说是儒家思想了。所以像王弼这样的大哲学家,注《论语》,注《易》,也注《老子》。迄今为止,王弼的《易》注,学界仍奉为典范。王弼注的厉害在哪里?他不是把《易经》看作占卜之书,而是看做哲学义理之书。后来唐代孔颖达作《五经正义》,首引的就是王弼的注释,但是孔颖达有发挥。

我给你讲一个例子,楚王有一次打猎的时候把弓丢掉了,手下的臣僚们到处去寻找,后来楚王说不要找了,反正是楚国人丢的弓,楚国人拾到了,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孔子听到了这话,说楚王太狭隘了,应该说人失弓,人得之,把这件事的价值论理推到整个人类。儒家的优势在哪里?我的看法,儒家思想的优势主要在于它有极大的包容性。儒家思想占领导地位的时候,佛教静悄悄的进入,没有产生文化冲突,儒家思想跟佛教相处很好,直到后来马一浮提出儒佛等是闲名,六艺归于一心。儒也好佛也好,只是个名称而已,它背后的理和最高的精神期待是一致的。和道家道教的关系,儒家也能与之良好相处,所以才有唐宋后的三教合一的情况出现。唐代是思想文化大开放的时期,很壮观,主导思想是儒是佛是道,一时难以研判,当时的杰出人物往往三家思想齐备于我。

 

凤凰网《高见》: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法家是非常独特。黄宗羲、谭嗣同等人都对法家的专制主义有特别严厉的批判,但是到五四运动的时候,这种对法家的批判转到了对传统礼教的批判。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刘梦溪:法家在传统社会的表面地位不高,人们不公开提倡,可是实际上历代统治者都是外儒内法。因为光靠儒家仁义道德来治理国家不行,国家既是思想体系又是政治结构,王道政治只不过是一个理想,实行起来有几个掌握帝座的统治者不是霸道有余,王道不足。鲁迅有一篇文章叫《王道和霸道》,最后还是霸道占优势。从国家治理来讲,光是儒家这一套确实也不行,法家所起的互补作用,不可低估。但法家主张严刑峻法,也是大弊端,没有儒家的互补也不能成其事业。

在中国的传统中,礼与德并提,礼相当于治国的规约秩序,与法近似而不能等同。德则是人的内在修养和精神建构。按儒家的理想,最好是约之以德就能解决社会的秩序问题,但实际上行不通。历史上,凡是提出以仁义治国,或如赵太祖提倡的以孝治天下,国家都没治理好,所以始终离不开刑法和礼法。

但是现代的社会跟传统社会不同,这个不同在于,不能用法家的思想来管理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法跟法家的法不是一回事。古代用法,常有所谓宽严缓猛的问题,现代社会则需要附有细则的严密的法律制度。当然,也不能直接拿儒家思想来治理现代国家。现代国家的治理要用现代的方法,传统各家各派的思想只能作为现代社会文化建构的固有文化资源。

[关闭窗口] [添加收藏]
更多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