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三国——“投降”的未必是孬种,“变节”的才是垃圾

作者:余党绪 来源: 发布时间:2017年11月30日 点击数:

思辨三国——“投降”的未必是孬种,“变节”的才是垃圾

余党绪

 

中国人重名节。当名节与性命发生矛盾时,当义无反顾,舍生取义,杀身成仁。

在《三国演义》中,为名节而死且死得壮烈的,首推陈宫。陈宫看重名节。当年他做中牟县令时,捕获了反叛董卓的曹操。陈宫不愿助纣为虐,且为曹操的大义凛然所感佩,竟然舍了乌纱帽,去追随曹操。当曹操杀了吕伯奢一家并声言“宁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之后,他又断然离开了曹操。陈宫是一个有主见、有操守的人,从他断然跟随曹操、又断然离开曹操这件事看,他有一个敢作敢为的独立人格。兵败被捕之后,陈宫又一次断然拒绝了曹操的劝降,决意慷慨赴死。

在《三国演义》中,涉及陈宫的笔墨并不多,但陈宫给读者的冲击力却是巨大的,为何?在于他敢作敢当的气魄,在于他对名节的重视。这一死,让看似威猛狂傲实则贪生怕死的吕布黯然失色。

讲名节没错,但若过头了,名节倒反过来成了戕害生命的毒药。问题是,传统文化中这样的毒药太多了。比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比如君死臣殉葬的愚忠……古典小说戏曲多热衷于渲染此类非理性的道德狂热,对名节的鼓吹常常到了忽视生命本身的荒唐地步。

可贵的是,《三国演义》没有陷入这种非理性的迷狂;对名节的理解,也不像酸儒、腐儒们所叨咕的那样僵化死板。比如貂蝉,她先是侍奉董卓,又与吕布眉来眼去,周旋于董吕之间,董卓死后,索性跟了吕布。虽然她是秉承其义父王允的旨意行事,只是“连环计”中的一个肉体兵器,只是男人主导的政治游戏中的一颗棋子,但若以极端的“名节”标准来对照,貂蝉的人生面目还是污秽不堪,完全不合“名节”的要求。但《三国演义》却赋予了貂蝉以正义的色彩,这是难能可贵的。

小说并没有将她骂作“红颜祸水”,像《封神演义》中的妲己那样;也没有写她完成使命后来个上吊自杀或落井自沉之类,这样的情节在古典小说中司空见惯。就像《西游记》中的殷小姐,被贼人占有,玷污,本是迫不得已,无关其名节贞操。江流儿(唐僧)长大成人之后,母子相认,为父报仇,父亲陈光蕊也还魂归来,应该说是结局圆满了。但小说写殷小姐自觉节操有亏,羞于见自己的儿子,自己的父母,自己的丈夫,屡次自尽,被人劝止。但作者似乎并不满意,最后还是来了一句“后来殷小姐毕竟从容自尽”,这才罢休。似乎唯有如此,殷小姐才算是个干净的女人。显然,这是变态的节操观念在作祟。按照这个逻辑,貂蝉也该死,死了才能洗刷她被董卓玷污的耻辱,才能显示她在名节上的白璧无瑕。但《三国演义》没有流入这个腐朽和愚昧的俗套,说明了它在价值观念上的相对开明与平和。

同样的开明也表现在对待“降者”的态度上。

《三国演义》所表现的时代,政治破败,文化观念混乱,社会分化,军阀混战,这是一个典型的末世和乱世,各种社会阶层和力量都在蠢蠢欲动,寻求重组和登台的机会。因此,政治斗争异常残酷,争斗与屠杀频仍。以曹、刘、孙为代表的政治集团,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不择手段地招兵买马,延揽豪杰,分化离间,招降纳叛;无数的豪杰好汉抱着“学得文武艺,售与帝王家”的人生梦想,有的慌不择路,有的待价而沽,有的东食西宿,有的进退无依。几乎每一次宫廷阴谋,每一次厮杀,每一场战斗,胜利一方都会有几个人才的“进账”。因此,小说中投降变节的文人武士很多。

单看“降将”,就可罗列一长串:曹操营中,有张辽、徐晃、许褚等名将;蜀汉集团,则有黄忠、严颜、魏延、姜维等声名显赫的人物;东吴则有太史慈、甘宁等人。这也符合乱世的特征,所谓“乱”,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一切均在变化中,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或许正是如此,《三国演义》对“降者”总体上持宽容和理解的态度。有意思的是,对待曹操、刘备和孙权这样“意在图王”的大头领,小说有明确的是非褒贬,“拥刘反曹”即是小说基本的价值倾向;而对他们手下的那些“降者”,小说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褒贬偏向。降曹的,降刘的,降孙的,小说并不会因他们所降的主子而给予不同的评判。像投降奸雄曹操的张辽,小说给予极高的评价;而降刘的魏延,尽管他对刘备“痴”心不改,但却因其天生反骨而屡遭贬抑。

投降到敌对阵营,意味着可以保命,还可能继续拥有名位,甚至还有晋升和发展的机会;但同时,投降也意味着对过去的否定,不仅否定了自己先前的立场,也否定了自己的历史,从特定角度看,也否定了自己的人格与名节。所以,投降总是意味着屈服与耻辱。对于讲究“名节”的人来说,投降是一个慎重而沉重的问题。

投降有风险,选择须谨慎。其实,投降还有一个资格问题,因为投降还涉及到受降一方的态度。你愿意投降,人家愿不愿接受?比如吕布,有万夫不当之勇,当年董卓为了得到吕布,不惜血本,将心爱的赤兔马都送给了他。但此人性喜反复,屡次杀主、卖主,被张飞骂为“三姓家奴”,叛来逆去,毫无信义可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吕布求生欲望很强:

布告玄德曰:“公为坐上客,布为阶下囚,何不发一言而相宽乎?”玄德点头。及操上楼来,布叫曰:“明公所患,不过于布。布今已服矣。公为大将,布副之,天下不难定也!”操回顾玄德曰:“何如?”玄德答曰:“公不见丁建阳、董卓之事乎?”布目视玄德曰:“是儿最无信者!”操令牵下楼缢之。

吕布一方面对曹操俯首称臣,一方面求刘备为他说情。刘备当年于他有恩,结果反被他逼得无立锥之地,不得不蜗居小沛,自然不愿为他说话;而曹操,似乎有心收拢吕布,但终归心有余悸,不敢养虎为患,还是缢死了吕布。

没有本事,就没有投降的资本;有本事,若没有基本的信义,人家也不敢接纳。像吕布这样一个以一当百的猛将,却混到连个投降的资格都没了,实在是因为他多行不义必自毙,活该。吕布选择投降,没得到赦免,反而颜面尽失。带着屈辱离开这个世界,恐怕也是狂妄无耻的吕布自己没想到的吧?

而吕布手下的张辽,却因拒降赴死的豪迈之气,反而赢得了敌人的尊重。小说中,当平日骄横傲慢、不可一世的吕布低下了头颅乞求活命的时候,张辽骂道:

“吕布匹夫!死则死耳,何惧之有?”

张辽视死如归。小说这样写道:

却说武士拥张辽至,操指辽曰:“这人好生面善。”辽曰:“濮阳城中曾相遇,如何忘却?”操笑曰:“你原来也记得!”辽曰:“只是可惜!”操曰:“可惜甚的?”辽曰:“可惜当日火不大,不曾烧死你这国贼!”操大怒曰:“败将安敢辱吾?”拔剑在手,亲自来杀张辽,辽全无惧色,引颈待杀。曹操背后一人攀住臂膊,一人跪于面前,说道:“丞相且莫动手!”正是:乞哀吕布无人救,骂贼张辽反得生。

这来做说客的,就是关羽。张辽所以侥幸免死,除了关公的慷慨求情,与他不惧死亡的义气大有关联。实际上,曹操非常敬重陈宫、张辽这样的好汉。他杀戮陈宫时的肃穆、惋惜与哀恸,绝非伪装和矫饰。

与张辽有同样表现和同样结果的,还有黄忠、严颜、太史慈等人。他们无一例外,都坚决拒绝投降,义无反顾地选择死亡。但也正是这大义凛然的勇气和慷慨赴死的姿态,打动了胜利者,其人格得到了胜利者的尊重和佩服。曹操对张辽深为感佩,立刻改换面目来好言劝降。刘备对黄忠、张飞对严颜、孙策对太史慈,都有这样一个心理转换过程。此时,人格的力量战胜了政治的偏见和利益的狭隘。

对降者,《三国演义》区分对待,评价各异。总体看,更为看重降者自身的人格与品质。特别是武将,出生入死,沙场搏杀,乃职分所定。若贪生怕死,低三下四,摇尾乞怜,出卖故主,必定招惹别人的鄙视。《三国演义》对“三姓家奴”吕布、反复无常的孟达之流,或者挟怨背主之徒如范疆、张达等人,都抱着显而易见的蔑视。

降者的品质,在黄忠的身上表现很明显。小说中的黄忠,公忠体国,身先士卒,是一个赤忱忠贞的老将。小说通过描写他与关羽的长沙大战,来表现他的信义。在交战中,黄忠马失前蹄,被掀翻在地。关羽没有趁机杀了黄忠,而是叫黄忠换马再战。第二天,两人再次交战,黄忠为报关羽不杀之恩,只用箭射了关羽的盔缨。两个侠肝义胆的英雄,一来一往,投桃报李,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上演了一场感人肺腑的佳话。这个细节凸显了黄忠的信义品质,为以后刘备的劝降预留了空间。

《三国演义》也描写了一些另类的投降,表达了作者对投降行为的思考。

有一种“非典型性”的投降行为,看似投降,实际上却是自择明主。他们没有被俘,没有被逼,也谈不上走投无路,他们的行为有很强的自主性和自由度。比如魏延,旧属刘表,后事韩玄。魏延一心追随明主,其择明主的诚心和决心,不亚于赵云。赵云原是袁绍部下,因感袁绍无救国救民之心,便离开袁绍投奔公孙瓒,后又发现公孙瓒徒有虚名,于是下决心追随刘备。与赵云一样,魏延归降刘备,也是因为看中了刘备的仁德与圣心。当年刘备携民逃难途径襄阳,魏延就有意投奔而不得,后不得不转投长沙韩玄。但对刘备的向往之心,一直未熄灭。关羽攻打长沙给魏延提供了机会,所以当韩玄欲杀黄忠时,魏延挺身而出,救了黄忠(汉升),并大叫:“韩玄残暴不仁,轻贤重色,今杀汉升,是杀长沙百姓也。愿随者便来!”杀了韩玄投奔刘备。

魏延投降刘备,非被迫也,自为也。魏延选主的标准是仁德,重贤,他心目中的刘备就是人主的典范。在三国将领群体中,魏延毫无疑问是个佼佼者。他急欲寻找明主,无非就是为了报效国家,立功疆场,显亲扬名。《三国演义》中反复出现一句话:“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肯定了自主择主的合理性,这就将《三国演义》区别于一般宣传愚忠、愚孝、愚贞、愚节的那些作品。孟子曾有“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的说法,说明孟子的时代,人们并不认为君权皇权天然就具有合法性。合不合法还得看君王的行为。可惜后世将君权神化,并宣传对君权的绝对忠诚。“良臣择明主而事”,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个人选择的权力,也肯定了“背主”“僭主”的某种合理性。这就等于否定了君权的绝对性,无疑有其进步的意义。

在《三国演义》中,大量的人才都奔往曹、刘、孙三家,有其必然性。刘备以仁德著称,且求才若渴,曹操、孙权也都能广纳贤才,重用贤才。马超归降刘备后镇守西北门户,领凉州牧,进封斄乡侯;魏延归降后镇守汉中,封汉中太守;黄忠定军山一役后,刘备赐爵关内侯,与关羽齐位。张辽在曹操手下屡立战功,曹操拜为征东将军;张郃到曹操手下,同样是战功卓著,曹操拜他为荡寇将军,曹丕拜他为征西车骑将军。《三国演义》在肯定为国效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他们自我设计、自我选择的意义,也肯定了建功立业、自我实现的价值。

 

顺便说一下,魏延投降刘备的时候,诸葛亮执意要杀掉他,理由是“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意思是你魏延乃韩玄手下,弑主献地,不忠不义,该死。这番冠冕堂皇的话,只能说是诸葛亮杀人的借口。若按此等逻辑,三国中的许多好汉都无脸见人了。其实,诸葛亮杀魏延,是因为魏延“脑后有反骨”,诸葛亮对他起了戒备之心。小说渲染这些情节,既为魏延与诸葛亮的矛盾埋下伏笔,又以此来彰显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但是,这样的细节读来颇为突兀,“反骨”之说亦显荒唐,诸葛亮的这一举动也不近人情,恰恰是《三国演义》中的败笔。

    无论后来怎样,魏延当初追随刘备、投降刘备的志向,与那些为了寻求靠山或者保全性命的投降行径,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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