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理论的危机和文学文本解读学的建构 之二 定义:出发点还是过程

作者: 来源: 发布时间:2017年10月12日 点击数:

西方文学理论的危机和文学文本解读学的建构 之二

 

                   定义:出发点还是过程?

 

空头理论如此猖獗,实在是因为世人(包括西人)对西方文论的局限缺乏清醒的反思。西方学术固然有其不可低估的优越性,正是因为这样,五四时期我国学术才放弃了诗话词话和小说评点那样的模式,采用西方以定义的严密,概念的演绎,逻辑的统一和论证自洽为特征范式。应该说,这是一种进步。与中国古典学术相比,其优越性不言而喻。定义的功能是,第一,维持基本观念的统一性,防止其内涵演绎过程中转移,确保学术在统一内涵中衍生的有效性;第二,稳定的定义是研究积淀的载体,学术成果因之得以继承和发展。中国古典哲学文学理论就是因为其基本观念(如,道、气)缺乏严密的定义,难免长期在错位的歧义中徘徊。故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废弃了“诗品”印象式的品评,采取了西方定义为前提的演绎方法。但是,西方的这种方法,并非十全十美,过度执着定义,难以避免西方经院哲学的繁琐造成的许多荒谬(如中世纪神学辩论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执迷于以定义为纲领,一味对概念作抽象的辨析,满足于在概念中兜圈子,一来容易把本来简明的事物和观念,说得玄而又玄,二来最为关键的是脱离实践陷入玄学式的空谈。其极端者乃是乔纳森·卡勒和伊格尔顿,因为文学无法定义,就否认文学作为客体的(itself)的存在。其理由是,文学的观念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变化,今后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连莎士比亚都不被认为是文学。这就造成了蜻蜓吃尾巴的喜剧:号称“文学理论”的权威著作却堂而皇之地其任务就是质疑文学的存在。[1]为理论而理论的文学理论,就这样把文学理论引向死胡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伊格尔顿和卡勒在学术方法上,一开始就错了。把定义概念的演变,作为一切,而不是把定义(内涵)和事实(外延)的矛盾作为问题,而是取消了问题,根本不承认文学(itself)的存在。一些被奉为大师的西方人物,其权威性中隐含多少皇帝的新衣,是值得审视的。以米克·巴尔的《叙述学-叙事理论悖论》为例,她一上来就为其核心范畴“本文”下了一个这样的定义:

 

本文(text)是指的是由语言符号组成的、有限的、有结构的整体······叙述本文(narrative text)是叙述代言人用一种特定的媒介,诸如语言、形象、声音、建筑艺术,或其混合的媒介叙述(讲故事)的文本。[2]

 

在这里定义的对象,是文学艺术,可谓是空话连篇,其内涵中一点文学艺术的影子都没有。以这样的定义作为大前提,根本是不可能演绎出任何文学艺术的特殊内涵来的。然而,西方许多大家对定义的局限和功能缺乏审思,在概念的迷宫中空转中消耗着生命者代不乏人。

李欧梵先生指望它解读文学文本,实在是找错了对象。

其实,这样的思维方法是相当幼稚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一切事物和观念,都有不可定义的丰富性:一,由于语言作为听觉象征符号的局限,事物和思维的多种感官属性既不可穷尽,又不能直接对应,它只唤醒主体的经验的“召唤结构”;二,一般的定义都是抽象的内涵定义,要将无限感性属性转化为有限的、抽象的、有序的规定,往往要耗费上千年的才智,也难以达到广泛可接受的程度。不要说,人类到目前为止对审美、幽默、文化尚无严密的定义,就是对一个具体的人,一个“盘”字(它在春秋时代本是礼器),也无法作出普遍能够接受的定义。三,一切事物和观念,都在发展之中,不管多么严密的定义都在历史发展之中不断被充实,被严密,被衍生,被突破,被颠覆。一切定义都是历史的过程的阶梯,而不是终结。学术史上,并不存在超越时间的、绝对一劳永逸的定义。就是西方前卫文论用以否定文学的文化,其定义也一样众说纷纭,文化的定义多至上百种,并未成为否定文化存在的理由。四,由此观之,定义不应该是研究的起点,而是研究的结果和过程。一定要从精确的定义出发的话,世界上能够研究的东西,就相当有限了,甚至非常走红的萨义德的“东方学”这个论题本身就无法定义,从外延来说,东方不是一个统一的实体,从内涵来说,也不共享统一的理念。实际上,连中国、美国这样的论题,都是很难下一个在内涵和外延上一劳永逸的、超越历史的定义。

虽然如此,离开了定义的一贯性,学术研究难以顺利有效展开。在这个学术关键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具有相当深刻的成就,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第一封信》开宗明义这样说:

 

在任何稍微精确的研究中,不管它的对象是什么,一定要依据严格地下了定义的术语。……一个对象的稍微令人满意的定义,只有在它们研究的结果中才能出现。所以,我们必须给我们还不能够定义的东西下定义。怎样才能摆脱这个矛盾呢?我以为,这样才能摆脱:我们暂且使用一种临时的定义,随着问题由于研究而得到阐明,再把它加以补充和改正。[3]

 

将问题作逻辑展开时,不能没有相对严密的内涵定义。临时定义(准定义)不阐述清楚,论题就无法展开。所以,对临时定义(准定义),作为学术体系的出发点,准确一些说应该是初始范畴,对其内涵的阐述不可回避。问题在于,初始的范畴,从何处着手。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有过系统的思考。他说科学的抽象要求对象性态“纯粹”“稳定”不受“扰乱”,对于不断变幻的,不纯粹的事物,如何入手呢?他在《资本论》的“初版的序言”中提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是更容易研究的。”[4]在事物从低级到高级不稳定的过程中,马克思提出从高级形态回顾低级形态的方法:这就是说,人高级形态抽象出初始范畴,然后再阐释其低级形态:“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5]他宣告自己研究资本主义,并不因为它在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平衡而望而却步,他把最成熟的英国资本主义作为出发点,对此高级形态作逻辑的概括(定义、范畴),站在逻辑的制高点上,再进行历史的前瞻和回顾,将变动中的内涵(定义、范畴)作历时性的展开。在高级阶段英国的内涵弄清楚了以后,作为低级阶段的德国的特点,就不难得到充分的说明。虽然没有正面指出英国与德国的不同,但是,马克思对麻木的德国读者说:“这正是阁下的事情!”。[6]这样从高级到 低级,又从低级到高级的回环往复,资本主义的范畴(定义)的内涵的运动变幻就不难以谱系形态构成了。

伊格尔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他罗列了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定义和英国文学的在近十百年前后变幻的内涵,就否定统一的文学存在的时候,似乎忘记了马克思的这个重要方法。低级形态的种种不成熟征兆,只有到了高级形态(现代文学)中才能得到充分的说明。反过来说,在高级形态形成定义之时,要防止陷入低级形态的纠缠之中。比如说,在为人下定义的时候,避免用猴子不是这样来搅局。等到人的定义清晰了,猴子的属性自然不难说明。这个原则无疑可以成为一种学术原则。研究文学可以放心大胆地从现当代文学的成熟状态出发。为什么要从比较成熟的状况获得初始定义?因为,在这种状态下,其性质“最为精密准确并且最少受到扰乱影响”因而,比较“纯粹”。[7]这一点马克思有过考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它不可能把社会生活加以“纯粹”化处理。马克思说:“在经济形态的分析上,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反应剂,那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二者。”[8]为了避免干扰,作为出发点的抽象的对象,不能不是最为成熟的。一些号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师,在基本学术方法论上和马克思背道而驰,他们把马克思的所说的对于“纯粹状态”的“抽象力”笼而统之贬之为“形而上学”。其实,当他们贬斥形而上学之时已经陷入了悖论。当他们把流派不同的、高度概括的理论抽象出其共性,贬之为形而上学之时,他们所用的取其普遍而弃其特殊的方法,也就是高度抽象方法,恰恰是他们反对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因而不能从历史发展的过程的复杂纠缠中把纯粹状态提取出来,而是把当代文学成熟状态推回到历史的发展的低级状态中去,把复杂的历史过程,和共时的逻辑概括的矛盾绝对化,充分暴露了西方文论缺乏在逻辑与历史的运动中进行概括的智力和魄力。

由于人类语言符号和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乃至系统论的局限,任何定义都免不了逻辑的和历史的局限,不管被认为多么完善的定义,都只能是个体(乃至群体)狭隘经验和历史过程的小结,而不是终结,定义是永远不可终结的历史过程。因为定义不完善,就否认对象的存在,不识庐山真面目,就否定庐山的存在是非常幼稚的。这里有一个逻辑学上内涵和外延的关系问题,一时不可能有比较严密的内涵定义,但是,对象的外延还明白无误地存在。这时不完全的内涵定义,就和外延的广泛存在发生矛盾,内涵定义的狭隘和外延普遍存在的矛盾正是理论发展的契机。

西方文论轻率地否认对象的存在,就放弃了理论的生命线,造成了文学理论空前的危机,不可思议的是,国人囿于对强势文化的迷信,至今尾随他们的错误的思路作疲惫的追踪。

他们的研究,也强调问题史的疏理,但是,他们的问题史,只是观念的、定义、关键词的变幻史,也就是定义和概念(知识)的谱系史。[9]这就造成了把概念当成一切,在概念中兜圈子的学术。其自觉的理论化乃是罗蒂的“关系主义”。纠缠于观念关系的谱系,研究就很难避免落入概念游戏陷阱。定义在英语中是“definition”,实际上是一种严密的区别和界限,但是,从内涵到外延界限不管多么严密,与文学创作和阅读实践相比总是免不了狭隘。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只能是确立一个初始的定义,然后在与外延的矛盾中,继续拓展,不断地丰富,最后得出的,也只能是一个开放的定义,或者“召唤结构”而已。概念和定义的变幻是一种显性的结果,其深刻的原因,乃是它的狭隘性与对象的丰富性的矛盾,这种矛盾,正是观念的谱系变幻的动力。如果要说谱系,不仅仅是观念和定义的变幻系统,更主要的是观念总是与对象发生矛盾,因而不断被颠覆,被更新的历史。

谱系主义的失误还在于忽视了理论总是落伍于创作和阅读实践。相比于无限丰富的创作和阅读实践,理论谱系已经揭示出来的是极其有限的。同样是小说,固然中国的评点和西方论文都总结出“性格”范畴,但是,西方现实主义总结出来的“典型环境”,我们却没有。同样是诗歌,我们总结出了“意境”,而西方却片面地强调“愤怒出诗人”“强烈感情的自然流泻”。这不等于中国的小说创作中没有“环境”因素,《水浒传》中的“逼上梁山”就是,只是没有上升到观念范畴。同理,西方也有歌德式的景观小诗,也有某种意境的,而屈原的“发愤以抒情”,本来与西方“愤怒出诗人”相近,但是,在理论上却长期被以含蓄蕴藏的“意境”所遮蔽,并未概括为理论范畴,因而,光是疏理理念只能达到概念完整性和系统性,实际上与对象相比不成系统,甚至不成谱系。

以中国的现代散文为例。如果仅仅关注现代散文的观念,那是很贫乏的。最初周作人在《美文》中为散文定性的时候就只有“叙事与抒情”,“真实简明”。[10]这样的简陋的定义就把鲁迅的随笔式的智性排除了,莫名其妙地把它打入散文的另册,给了一个全世界文学史都没有的文体名称:“杂文”。实际上是把世界散文以智性为主流遮蔽了。这就造成了现代散文长期在抒情叙事之间徘徊。在红色的三十年代,叙事被孤立地强调,使散文成为政治性的“文学的轻骑队”,到了四十年代解放区,主流意识提倡“人人要学会写新闻”,[11]五十年代最好的散文就成了魏巍的朝鲜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和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文学散文成为实用性通讯报告,以至五十年代中期,中国作家协会出版了《短篇小说选》《诗选》《独幕剧选》就是出不了《散文选》,只能出版一本《散文特写选》。观念的狭隘和实践的脱离造成了散文作为文体的第一次危机。后来杨朔以他的《东风第一枝》强调把每一篇散文都当作诗来写,[12]把散文从实用价值中解脱出来,可是又造成误导:散文唯一出路在于诗化,此论风靡一时,又把散文纳入诗的囚笼。乃造成散文文体的第二次危机。以后散文的主流观念为“形散而神不散”之类[13],改革开放以后,从理论上来说,散文理念可足称者当为巴金的“讲真话”[14],林非的“真情实感”论。[15]如果一味作谱系式的研究,则此谱系将十分贫乏。首先,所谓讲真话,所谓真情实感,都不是散文的特点,而是道德的和一般文体的共性,以这样的观念去进行谱系疏理,可能是文不对题。但是,如果把这种贫乏的谱系,连同周作人五四时期在《美文》中规定的“抒情与叙事”作为定义(知识)的谱系,但是,不是作为结论,而是将其与创作和阅读实践的矛盾作为出发点,在二者的矛盾进行直接概括,就不难发现,创作和阅读实践不断在突破狭隘的抒情叙事(审美)的理论。余秋雨的功绩,就在于在抒情审美中带来了智趣,把诗的激情和历史文化人格的批判融为一体,但是,余秋雨只是通向未来的断桥。而王小波、贾平凹则在智趣的基础上,又带来了幽默的谐趣。王小波的散文,与审美诗化散文在美学范畴上迥异,不是诗化,美化,而是在某种意义上的“丑化”,审美的狭隘定义被突破,乃有审丑的范畴。而幽默散文则属于亚审丑范畴。南帆代表性散文,则既不审美抒情,也不审丑幽默,而是以冷峻的智慧横空出世,开拓了审智散文的广阔天地。在这样的整体过程中,谱系从审美抒情的反面衍生出幽默亚审丑,继而又从二者的反面衍生出既不抒情又不幽默的审智。从美学理论上说,长期以来,论者过度执着于康德的审美价值论,忽略了黑格尔“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合理性,造成滥情,而审智潮流的反拨,正是逻辑的,也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现代散文由于周作人反桐城派载道而走向极端,把晚明小品作为典范,导致长期以审美小品为正宗,造成现代散文的小品化的狭隘境界。从余秋雨、王小波、贾平凹、南帆、刘亮程、李辉以后,才以大气磅礴的哲思的灵魂不但突破了周作人的“真实与简明”,而且颠覆了周作人的“叙事与抒情”,开辟了一个审美、审智、审丑为主流的“大品”时代。

这样的发展既是逻辑的线索又是历史的必然,逻辑的起点也是历史的起点,逻辑的终点也是历史的终点,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所追求的逻辑和历史的统一。

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说明,推动知识谱系的发展的动力乃是创作和阅读实践,而不是知识谱系本身,理论的第一生命乃在创作和阅读实践的运动,理论谱系不过是把这种运动升华为理性话语的阶梯,这个阶梯是永远不完善的,永远没有终点的。脱离了创作和阅读实践,谱系不但可能是残缺的,而且可能是封闭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论是事实(实践过程)的普遍概括,由于主体的局限性,其内涵永远不可能穷尽实践的全部属性,理论相对于实践过程,是贫乏的、不完全的,因而,理论本身并不能证明理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准则。这一点,马克思早就在《关于费尔马哈的提纲》中说过:

 

人的思想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现实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的经院哲学的问题。[16]

 

从这个意义上说,谱系学的方法,不管多么严密,也带有根本的缺陷,那就是从概念到概念,从思想到思想,脱离了实践动力和纠正机制,带着西方经院哲学传统的胎记。当然,即使如此,关系主义的方法,也许并非一无是处,它所着眼的,并不是文学,而是观念变异背后的社会历史潜在的陈规。作为一种学术,也许有其不可忽略的价值。但是,这样的文学理论和文学解读学在性质上,功能上,充其量也只能是双水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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