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品质的基本要求(四):得体

作者:王尚文 来源: 发布时间:2017年10月12日 点击数:

语文品质的基本要求(四):得体

      言语作品面对的是读者听者,说者写者以何种态度对待读者听者,取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准确地说是取决于说者写者对这种关系的意识、认识。所谓“得体”,一是说者写者对这种关系的意识、认识是正确的,二是这种意识、认识在其言语中的表达是准确的。王希杰认为得体性是修辞学的最高原则,有的修辞学家干脆把修辞学看作就是“言语得体学”。有的修辞学家还提出了关于得体的“合境、合位、合礼、合俗、合式”等五项要素和可接受性、整体性、向善性等三个特点。在西方,亚里斯多德在《修辞学》中也早就提出了“恰当”、“切题”、“掌握分寸”、“求其适中”、“适合身份”等有关言语得体性的要求。王充在《论衡》的“超奇”篇中说:“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得体,心是“根株”,文是“荣叶”。确实,说者写者对于自我身份的正确意识、认识是最根本、最关键的。

    《阿Q正传》里有如下一段描写:

         他下半天便又被抓出栅栏门去了,到得大堂,上面坐着一个满头剃得精光的老头子。阿Q   疑心他是和尚,但看见下面站着一排兵,两旁又站着十几个长衫人物,也有满头剃得精光像这老头子的,也有将一尺来长的头发披在背后像那假洋鬼子的,都是一脸横肉,怒目而视的看他;他便知道这人一定有些来历,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了。
  “站着说!不要跪!”长衫人物都吆喝说。
  阿Q虽然似乎懂得,但总觉得站不住,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

奴性已经深入他的骨髓,即使叫他“站着说!不要跪!”,而且于此他自己也“似乎懂得”,但最终还是“身不由己”地跪下了。“身不由己”,太可怕了!赵树理《李有才板话》中的“真好汉” 张得贵,同样也丝毫没有人的自觉,无疑也是阿Q家族的成员:

    张得贵,真好汉,

     跟着恒元舌头转;

     恒元说个“长”,

     得贵说“不短”;

     恒元说个“方”,

     得贵说“不圆”;    

     恒元说“砂锅能捣蒜”,

     得贵就说“打不烂”;

     恒元说“公鸡能下蛋”,

     得贵就说“亲眼见”。

     要干啥,就能干,

     只要恒元嘴动弹!

所以,我觉得“得体”是语文品质中最人文的一项要求,要把它落实到言语作品中,也极不容易,因“身不由己”之故也。阿Q当年的表现,可怜可哀,然而似乎情有可原;但在我们人民已经当家作主以后,阿Q气就有点让人感到“不合时宜”了,如有一篇修辞学论文如此这般地写道:

    不得体的语言在特定的条件下也会转化成得体的语言。以错为美,以丑为美,以不通为美是随处可见的。例如下面一段文字:

             

                 有一小轿车与一独轮车相遇。司机令老汉让道,老

         汉道:为何?司机道:我开的是小车。老汉道:我的也

         是小车。司机道:小车是首长车。老汉道:我的也是手

        掌车。司机道:首长车是小轿车。老汉道:我的也是小

        叫车。不信你听。听毕,驾起车,果然吱吱作响,象蝈蝈唱,蹒跚而去……

           这是刊登在《读者》1994年第6期上的一篇题为《乡间小路》短文。如果不将其视为文学   作品,在现实生活中,这老汉强词夺理,语言绝不能说是得体的。但作为幽默作品而言,我们又不禁为老汉的谐音妙答叫好,发出会意的笑声,绝不会评头论足批评老汉的语言不得体。(李名方主编《得体修辞学研究》,河海大学出版社,1999年08月第1版,第77--78页)

     

按照此文的逻辑,“在现实生活中”,手推小车应当给机动小车特别是小轿车让路,老百姓的车尤其应当给“首长车”让路;“这老汉”不让路,还说出了不愿让路的道理,就是“强词夺理”,就是“不得体”。这是什么逻辑!这是什么话!如果该“首长车”不是公车私用,又假设“首长”确有要事急事,也不能“令”老汉让道,完全可以好好商量;司机口出狂言,坐车的“首长”也应当及时阻止并下车向老汉道歉。这是起码的!这是应该的!这是必须的!起火了,“让首长先走!”得体吗?另有一本相关论著,在论及“得体”时,把人际关系分为“上下关系”“平等关系”“供求关系”等(陈翀,程锡昌编,语言表达,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03,第165---166页  ),似乎“上下关系” “供求关系”等就不是“平等关系”,用语就不必“是尊重的,谦恭的”似的。

    还有一本相关论著写道:

          

     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在吴主孙权手下谋事。他的儿子诸葛恪,不仅自幼聪明, 还拥有良好的口才。有一次,孙权见到诸葛恪时,问他:“你认为你父亲与叔叔比较,哪个更有才能?”

   “我父亲比我叔叔才能大!”诸葛恪以坚定的口吻说。

      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他的才智深得天下人的赞许和认可。因此,孙权问诸葛恪:“你为什么要这样说?”

     诸葛恪同答:“我父亲知道自己该侍奉哪位君王,我叔叔却不知道。”

孙权听后,高兴地笑了,从此对他们父子愈加看重,并委以重任。诸葛恪一番得体话,取悦了孙权,为他带来了好前程。

     会说得体话,不仅能取悦对方,有时还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潇湘子编著,得体说话灵活办事,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04,第2页   排发时请隐去此出处)

 

     我总觉得,为人处世,包括在言语交际中,个人尊严不可须臾或失,把“取悦对方”作为“得体”的要素予以过分强调是很不合适的;否则,就有巧言令色之嫌。吕祖谦在《易说》中说得好:“辞之所发,贵乎诚敬,修于外而不诚于内,此乃巧言令色”。常听到有的老师举纪晓岚在乾隆面前解释“老头子”三字的含义作为例子,我以为纪晓岚也只是巧言令色而已,虽然也是无可奈何。

上文说过,得体这一要求是最人文的,我们在教学实践中千万不能把得体只是当做一种说话作文的技巧,而是要把遣词造句的得体和人的自觉、公民的自觉,自然而然联系起来。

    俞平伯《红楼心解——读《红楼梦》随笔》中的《增之一分则太长》有云:

         如第二十一回“贤袭人娇嗔箴宝玉”,脂砚斋庚辰本有一段:

         袭人冷笑道:“我那里敢动气,只是从今以后别进这屋

   子了。横竖有人伏侍你,再别来支使我,我仍旧还伏侍老太

   太去。”只说,“从今别进这屋子”,谁别进这屋子?似乎上边、

   缺一个字。再看有正本程甲本。引程甲之文:

           袭人冷笑道:“我那里敢动气,只是你从今别进这屋子

了……”

      通行各本大抵相同(有正本亦有“你”字)。“只是你从今别进这屋子了”,意思虽比较清楚,这个“你”字却大可斟酌。你看,袭人如何能叫宝玉别进他自己的屋子呢?岂非把和尚赶出庙么?改为“我”字如何?如作“只是我从今别进这屋子了”也不通。袭人本在这屋里,只可出去,无所谓进;应该说“只是我从今别耽在这屋子了”才对。但本书文字又不是那样的。(俞平伯著《红楼心解——读《红楼梦》随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62页)俞平伯接着对此作了非常具体细致的分析,结论是:“虽只一字之差,却有仙凡之别。”

 

    俞平伯真是独具只眼,发现了这一字之差;又做了鞭辟入里的精彩分析,让人五体投地。但如果在语文教学中作为“得体”的例子,我宁肯把袭人在遣词造句中渗透出来的丫头意识作为重点。这又使我想起第四十五回赖嬷嬷的话:“你那里知道那‘奴才’两字是怎么写的!”用现在流行的句式来说就是“你那里知道那‘奴才’是怎么炼成的!”袭人并不特别聪明,乃环境使然也!就像阿Q见了当官的就会自然而然下跪一样,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臣下见了皇上就一定会自然而然自称“犬马”,犬马能是人吗?而我们的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作为人的意识,语文教学当然也不能例外,甚至责任更重。

      由此我又联想起陈寅恪与汪篯之间交往最后的故事。1953年11日汪篯受命从北京南下劝说他多年的恩师陈寅恪北上就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却碰了一鼻子灰。其中的原因当然复杂而又微妙,但汪篯 “显然用了‘党员的口吻’‘教育开导的口吻’与陈寅恪谈话”(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20年》修订本,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97页)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在1953年岭南这个初冬里,陈寅恪在火气正盛时说出了这样的气话,‘你不是我的学生 !’”且看陈寅恪另一位学生刘节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

 

       ……红卫兵要抬(陈寅恪)去大礼堂批斗,师母阻止,被推倒在地。结果,由前历史系主任刘 节代表先生去挨斗。会上有人问刘有何感想?刘答: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同上书第180页)

 

刘节的回答掷地有声,真正代表了我们民族尊师的美好传统!再回过头来讲陈、汪两师徒的事。据知,“这次会面后,陈、汪两师徒从此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于陈寅恪,此事给他的伤害无法估计;于汪篯,亦是一个终生的遗憾。最具悲剧意味的是,从始到终,汪篯一直都挚爱着自己的老师。”(同上书第98页)汪篯的错,根子在于他忘了自己曾是恩师的爱徒,而“无论从辈分、地位都不足以与陈寅恪作正式对话的其时才三十七岁的后学”(《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语),更无论学识、修养、节操也都不在一个档次上,却反而把自己当作老师去“教育开导”自己的老师。这样时时、处处、事事都以教育者自居的人现在又何尝少呢?

   “ 教育者”的另一变种是“代表者”,一个人当然可以代表经过合法授权的任何人,但没有资格代表未经授权的任何人,可就有个别人不知天高地厚动辄代表全班、全校或全村、全乡、全县甚至全省、全国、全亚洲、全世界的人民或部分人群怎样怎样,可谓荒唐之至,其实这也是一种违法行为。

      陈寅恪与汪篯这最后一次会面时,口述了《对科学院的答复》这一长文,文中他仍然坚持他一以贯之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气贯长虹。他的这篇长文,尤其是作于1929年的《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确实是“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传世之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才是“得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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