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论写作

作者: 来源: 发布时间:2017年10月12日 点击数:

汪曾祺论写作

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说他的字单看一个一个的字,并不觉得怎么美,甚至很不平整,但是字的各部分,字与字之间“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文学语言也是这样,句与句,要相互映带,相互顾盼。一篇作品的语言是有一个整体,是有内在联系的。文学语言不是像砌墙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叠在一起,而是像树一样,长在一起的,枝干之间,汁液流转,一枝动,百枝摇。语言是活的。中国人喜欢用流水比喻行文。苏东坡说:“大略如行云流水”,“吾文如万斛泉源”。

沈先生讲创作,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写”。我们有的同学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照我的理解,他的意思是: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次要的,派生的。作者的感情要随时和任务贴得很紧,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不能离开人物,自己去抒情,发议论……

我很喜欢宋儒的一些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生意满”,故可欣喜,“苦人多”,应该同情。我的小说所写的都是一些小人物、“小儿女”,我对他们充满了温爱,充满了同情。我曾戏称自己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大致差不离。

我觉得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无论如何不会是一回事。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学,绝不会像西方文学一样,除非你侨居外国多年,用外国话思维。我写的是中国事,用的是中国话,就不能不接受中国传统,同时也就不能不带有现实主义色彩。语言,是民族传统的最根本的东西。不精通本民族的语言,就写不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的文学。但是我所说的民族传统是不排除任何外来影响的传统,我所说的现实主义是能容纳各种流派的现实主义。

他(韩愈)提出一个语言的标准:宜。即合适,准确。世界上有不少作家都说过“每一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比如福楼拜。他把“宜”更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

语言的奥秘,说穿了不过是长句与短句的搭配。

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语言和思想是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仅是所谓载体,它是作品的主体一篇作品的每一句话,都浸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

一篇作品的语言是有一个整体,是有内在联系的。文学语言不是像砌墙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叠在一起,而是像树一样,长在一起的,枝干之间,汁液流转,一枝动,百枝摇。

写一个作品最好全篇想好,至少把每一段想好,不要写一句想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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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青年作家不大愿读中国的古典作品,我说句不大恭敬的话,他的作品为什么语言不好,就是他作品后面文化积淀太少,几乎就是普通的大白话。作家不读书是不行的。

(根据汪曾祺文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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