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人性的光辉,更是战争的残酷

作者: 来源: 发布时间:2016年11月21日 点击数:

人教版选修教材《〈外国小说欣赏〉教师教学用书》评价海明威的小说《桥边的老人》“格局虽小,意蕴极深”,并说“以小见大地折射出在残酷的战争中对生命的尊重和对和平的渴望”;教材编者在课后的“思考与实践”里也说:“法西斯的威胁近在咫尺,老人却还在挂念着自己照看的小动物,表现出人性的光辉。” 似乎这些就是所谓的“意蕴极深”。 结构主义批评家认为,简单的人物关系揭示着叙事的深层意义。深入分析《桥边的老人》的人物关系后就会发现,其深刻意蕴“不只如此”,或者“本非如此”。

一位为了躲避战争而随着人流逃难,却无论如何也走不动了的老人;正向埃布罗河三角洲地区推进的法西斯军队;一个过桥去侦察对岸的桥头堡,查明敌人究竟推进到了什么地点,完成任务后,又从桥上回到原处的“我”;一群逃难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一些帮着推动车子的共和国军队士兵;当然,还应该包括老人照顾的那些动物——两只山羊,一只猫,四对鸽子:小说的人物就是这些。

结构主义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二元对立”。法国符号学家格雷马斯认为“二元对立”过于简单,无法完善地说明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人物关系,于是他在“二元对立”模式的基础上创立了符号矩阵。格雷马斯认为任何叙事都始于一个肯定主语S和一个否定主语反S的绝对对立,它们又分别引出自己的相对矛盾面非S及非反S,其中S与非反S,反S与非S又分别有既不全同也不矛盾的“包容”关系。四个义项构成矩阵,以S—反S、非S—非反S、S—非S、反S—非反S、S—非反S和反S—非S六组人物关系揭示叙事的深层意义。如图:

如果用这一语言学模型来分析《桥边的老人》,我们首先确定共和国军队、逃难的民众和“我”共同构成了肯定主语S,我们称之为“共和国集团”, 相应的,法西斯叛军就是否定主语反S。由于跟政治不相干的老人是在共和国军上尉的要求下才离开了故乡走上逃亡之路,离乡后又陷入了绝境,所以,我们把老人确定为非S。动物们——两只山羊、一只猫、四对鸽子在老人逃亡、法西斯叛军到来后无人照顾,自然成为非反S。如图:

下面逐一分析小说的六组人物关系及其作用。

1.共和国集团(S)和法西斯叛军(反S)。

这组战争交战双方构成的直接对立关系似乎无须赘言,但是,它却体现了海明威构思的匠心。按照格雷马斯的理论,绝对对立的肯定主语S和否定主语反S构成叙事作品的主要矛盾,叙事主题一般也由此体现。比如鲁迅《祝福》中祥林嫂和鲁四老爷的矛盾,《鸿门宴》中刘邦集团和项羽集团的矛盾。然而《桥边的老人》中这对真正绝对对立的共和国集团和法西斯叛军却始终处于矛盾运动的次要位置,甚至并不在场,二者没有构成直接的正面冲突,并不表现主题。无论运用哪种方法分析都会发现,运动着的、表现主题的却是处于次要位置的在场的老人和处于更加次要位置的不在场的动物。西班牙内战时期,海明威在炮火中写了剧本《第五纵队》,并创作了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赞美英雄,歌颂正义,正面直接表现反战主题。《桥边的老人》与这些作品不同,海明威有意把战争主体双方放在背景位置,以战争主体冲突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源动力,推动着小说中的非主体人物老人和动物命运的发展运动,以这样的安排突出小人物在战争中的命运,深层次地揭示战争的残酷。借用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可以说老人和动物的遭遇只是冰山露出海面的八分之一,而战争的罪恶才是冰山深藏海里的八分之七。作者甚至并不在意这场战争的正义于否,他所关注的只是战争本身给小人物/动物带来的灾难。

2.老人(非S)和法西斯叛军(反S)。

由于法西斯叛军的进攻,七十六岁的老人抛弃家园,步行12公里,来到桥边。然而,到了桥边,只要走到“通向托尔托萨的岔路”就能够搭乘去往巴塞罗那的卡车,老人却无论如何也走不动了。那一天,“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法西斯飞机没能起飞”。老人没有直接死在法西斯的炮火中,但我们可以想像得到,疲惫不堪、饥肠辘辘的老人,也许就在那个“复活节”之夜饥寒而死。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老人的不幸遭遇,是战争的结果,其根源在于法西斯叛军的进攻。

3.老人(非S)和共和国集团(S)。

“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这句话告诉我们,老人本来并不想离开自己的家园,不想离开他照顾的动物,是“那个上尉叫我走”。笔者不敢苟同“老人对于战争的危险茫无所知”(《教师教学用书》语)的说法。一个七十六岁的老人,只要他不是智障或老年痴呆症患者,就会知道战争的危险;可是,“他说炮火不饶人”又似乎告诉我们老人确实对于战争的危险茫无所知。其实,老人只是觉得“政治跟我不相干”,那么,因政治而起的战争就也同样“跟我不相干”,不会对他造成影响罢了。可是,老人还是在那个上尉“炮火不饶人”的威吓下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和动物。然而,令人伤感的是,离开故乡的七十六岁的老人并没有得到“上尉们”的照顾,他是独自步行了12公里,落得坐在桥边“等死”的结局。由此来看,老人的遭遇不也是共和国军队造成的吗?

还有那些民众,“大车、卡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正涌过桥去”,却无人看一眼这位无助的老人。老人的不幸遭遇难道与他们无关吗?

虽然“我”主动与老人搭讪,并鼓励他逃生,为他指出“巴塞罗那”这条生路,然而“我”听老人的叙述时心不在焉,甚至老人“撑起来,摇晃了几步,向后一仰,终于又在路旁的尘土中坐了下去”,“我”也没有搀扶一下。这个“我”与其他人的冷漠又有什么两样?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我”,正是撤退着的共和国军队和逃难的民众的代表,作家通过“我”对待老人的态度具体而微地写出了所有“自己人”对待老人的态度。众人最终抛下老人继续撤退/逃难,这也暗示着“我”也会最终抛下老人独自离开。

从小说的描写中似乎也无法得出共和国集团缺少人性的结论,因为士兵们还在帮助逃难的民众推车,“我”也跟老人搭讪并为他指明了逃生的路径。但为什么这个集团最终抛弃了老人?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老人太老了,他和那些动物一样成了逃难/撤退者的累赘。众人的抛弃正源于战争,是迫在眉睫的战争暂时剥夺了普遍的人性。此时的老人,就像一棵树,被人硬生生从泥土里拔起,又随手丢到了一边。

可见,在动荡的战争环境里,老人处在一种孤独无助的绝望之中:敌人的炮火不会放过他,共和国的军队和民众最终抛下了他。眼看着渐行渐远的人群和天上浓密的乌云,老人内心的茫然、凄楚可想而知。

4.老人(非S)和动物(非反S)。

就是在上述语境下,老人反复地说:“那时我在照看动物”,“我只是在照看动物”。这里,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细节是“我”问老人“你没有家?”(据英语原文“And you have no family?”译为“你没有家人?”更为合理——笔者注)时老人的回答:“没有。只有那些动物……”可见,在“我”看来,能够帮助老人的只有他的家人,而在这个孤独的老人看来,动物们就是他的家人,他照顾动物,动物给他以安慰。在这里,“法西斯的威胁近在咫尺,老人却还在挂念着自己照看的小动物,表现出山人性的光辉”的说法只能说差强人意。因为小说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只是一个孤独凄苦衰老无助的老人,他挂念自己照看的小动物,是因为这些小动物在冷酷的人世间给他以家的温暖,越是在人们弃他而去的染当口,他就越是想到他的动物,而这,恰恰反衬出这个战争中衰弱的老人的孤寂。

5.共和国集团(S)与动物(非反S)。

在战争中,连人都无暇顾及的共和国集团哪里还会像老人那样管动物的死活?虽然“我”在与老人的对话中两次问到“什么动物”,但对于老人的回答我却始终心不在焉,即使在老人直接问“你说它们会怎么样?”时,“我”也只是回答“噢,它们大概挨得过的”“当然”,直到问而不答。这种态度,与其说是对待动物的冷漠,是“缺少人性光辉”的,不如说是对老人的进一步伤害——动物是这位孤苦无助的老人的“家人”,是他唯一的安慰。

6.法西斯叛军(反S)与动物(非反S)。

这对“人物”均不在场,但同样构成了伤害与被伤害的矛盾——法西斯叛军的到来迫使老人把动物留给了战火。对待动物,老人表现出了无限的愧疚,甚至死不瞑目。是什么力量迫使老人抛弃了自己的家人?抛弃了他唯一的安慰?是法西斯叛军的进攻。

综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小说的主旨并非《教师教学用书》所言:“显示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人性的善良——对生命的尊重与对和平的渴望”,而是揭示了战争给普通民众甚至无辜的动物带来的灾难,表达了作者对战争的无情谴责和批判。如果一定要说“显示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人性的善良”,也只能在前面加上“另一方面”或者“同时”,这并非小说的“主题”,至多只能算是“副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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